1979年8月，天气酷热难耐，山西省征兵办一楼堆满了文件材料，电话响个不停。“同志，我孩子的成绩超过了本科，但是教育局的同志说档案丢失了一部分高福谈未来疫情防控，只能读专科……”高福的父亲高存喜，一直一辈子做木匠，不擅长。这个场合。在电脑和打印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所有的文件都是手写油印的。
时光倒流几个小时前，山西应县高家门口出现了一名身穿半条裤子和一件白色短袖衬衫的青年。“高福同学，你的高考成绩进入了我们省本科，只是你的部分档案丢失了，还没有完成备案，或许你可以再试一次。” 人，”他说，满脸是汗，气喘吁吁。 当天，高福和父亲乘汽车、火车去了太原、榆次，终于在下班前赶到了省招聘办，并向领导说明了情况。职员。
高福对高考的回忆充满了时代气息：“我们考高考的时候，恰逢改革开放，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这这种全社会对科学的倡导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恢复增设普通高等学校169所。山西农业大学是新成立的重点高等学府。学院之一。据新华社报道，1979年，全国高校招收新生28.4万人，重点高校招收新生6万人。幸运的是，高福是六万人中的一员。
在招生办的协调下，高福终于在1979年9月被山西农业大学兽医系录取，虽然不是他想要的学校，也不是他感兴趣的专业，但他很快调整了心态。大学四年，他打下了扎实的生物化学基础，尤其是大一下半年开设的微生物学课程，更明确了他的目标——从事微生物学研究，并坚持至今。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完成本专业任务的基础上，高福还抽出大量时间学习英语、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1980年，10块钱加生活费够一个学期的伙食费了，高福借了180块钱买了一台录音机，只是为了学好英语。终于在1983年如愿考入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将专业方向调整为微生物学和人畜共患疾病。
1991年，高福获得州政府出国留学机会，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生物化学。获得博士学位后。1994年先后在卡尔加里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在牛津大学任教。1997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正式发表高福的研究成果，形式为封面文章——免疫学中两个最基本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型。目前，这一成果已被大部分研究生免疫学教材收录。
2004年，高福学成归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放弃安逸的生活，和家人一起回家。他说原因很简单：“父母需要我，国家需要我。” 无论是埃博拉病毒的进化和遗传多样性，还是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和疫苗研究，高福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实现了我国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自主可控研究。
2014年3月，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为中心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西非大陆，8月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政府决定向非洲疫区派出公共卫生专家组，提供技术支持和紧急物资援助。应世界卫生组织号召，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的高福负责组建流动实验室检测组，赴非洲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测试。此外，高福将首次随我国出国。
“我同意你的（实验）结果。我们的结论是四阳一阴！我对这个结果负责！” 高福将自己反锁在办公室，认真核对实验数据，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检测结果，而上述5份样本此前均被样本提供者标记为阳性。
移动BSL-3实验室在塞拉利昂正式使用前，还需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网络实验室的评估。如果结果有什么问题，这个好不容易运来的“独立避难所”也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的国际援助能力也将受到质疑。
高福代表中方将检测结果通报样本提供方——南非塞拉利昂拉卡实验室。对方实验室谨慎回应：“核对原始记录后，确认与中国检测结果一致。” 中国移动BSL-3实验室顺利通过考试。中国研制的PCR试剂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络实验室检测中有效，灵敏度高，特异性好。
至高福带领首批检测组回国，流动实验室检测组收治留观病例274例，检测血样1635份，占塞全国检测量的四分之一。
在带领检测团队开展检测、建立观察中心、与国际援助组织和地方政府建立沟通后，高福回到实验室，继续带领团队研究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机制。2016年1月，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了《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体受体NPC1的分子机制》一文，率先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的机制。最终，这一成果为学术界认识、防控埃博拉病毒提供了新的方向。
高福主张，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立正”，科研人员要做符合国家需要和世界前沿的“顶上”研究，也要解决“顶上去”的问题”是国民经济主战场的需要。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团队。团队发表SCI论文500余篇。近十年来，先后在《细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发表重要论文，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重要论文，实现学术大满贯。
高福院士近照，受访者提供。
从兽医学生“逆袭”到跨国院士：人类是时代产物，要学会动态调整
新京报：您是1979年参加高考的，当时有很多受时代影响的大龄考生。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对年轻学生意味着什么？建议？
高福：我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是恢复高考后第三年参加高考的“新三等”。受“文革”影响，我国停止了高考。赶上风雨飘摇的时代，考上（大学）还是蛮幸运的。由于家庭的影响，我申请的专业是建筑和机械制造，但最终考上了山西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这并不是我最初想学的专业。此外，山西农业大学刚刚由大寨农学院和山西农学院合并而成。很多同学（因为这些原因）没有好好学习，而我调整好心态，继续努力。
今年的学生赶上了新冠疫情，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但我们是时代的产物。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要学会面对现实。目前你的目标是高考，所以你应该先完成高考的任务，选择一所合适的大学，给自己一个提升的机会。高考只是人生选择的一小部分。“三百六十行，一可当第一。” 不管现在的学校、专业是什么，都要认真、理性的对待。
新京报：你没有选择自己想要的学校和专业，而是通过读硕士重新选择了方向，转了一个相对合适的专业。现在很多学生只要不能上自己喜欢的学校或者专业，就会复读。根据您的经验，他们应该重读还是稍后进行调整？
高福：根据我的经验，只要大学能录取你，我建议你先上大学，在学习过程中慢慢调整。我们都知道动态是最稳定的状态，静态的话其实是不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上大学的同时进行调整比回去重新学习、重新注册大学或研究生院更利于心理健康。
新京报：你是怎么和不喜欢的专业和学校和解的？以及您是如何完成从兽医学到现在的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方向的转变的？
高福：我父亲是木匠，应县以木塔闻名。作为一名中学生，没有任何其他专业的影响，看到的都是建筑、机械、制造相关的（内容），所以准确的说，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考的（兽医）专业.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很幸运考上了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当时是山西省唯一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我就去读书，提前调整好心态。
我的建议是，第一，无论你高考落入什么样的学校，都尽快进行心理调整，调整后就能积极适应环境。第二，如果你想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总会有一个界面可以连接你的职业和爱好，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例如，我的专业包括动物疾病。动物疾病包括传染病。许多传染病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时间，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取得好成绩的前提下，抽出时间研究自己喜欢的内容。我从大一和大二开始看微生物、病原体、病毒相关的书籍。最后，通过研究生学习和博士学位。学习，我成功的转向了现在的研究方向。那么，就有了第三个建议。大家要努力学习，多读书，不断拓展自我，提升能力和信心，这样即使1200万应届毕业生一起找工作，你也能脱颖而出。
新京报：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你早年英语基础差，“众筹”买了一台录音机。你能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变得流利的一门外语的吗？
高福：我觉得大部分科目我都能学好，不管是听老师讲还是自学。我唯一学不好的科目是英语。我的英语老师非常谦虚。第一次见面时，他介绍说，“我以前学的是俄语，后来分配到英语就转学了。” 他的英语发音带有俄语颤音，一般人模仿不出来。于是我决定买个录音机自己练发音。
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家都把录音机称为“半砖头”，因为它们又大又贵。而我的家庭条件不够买录音机，所以我也没有告诉家人，同学，亲戚，老乡，大家借了我一点钱，终于买了一台。我一直很感激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很多人买录音机是为了听音乐、唱歌、跳舞，但我只是用它来学英语。我知道英语是我以后学习和工作的障碍，所以花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十八岁才开始认真学，一开始的26个字母连一两个都漏掉了. 但现在在同龄人中，我的英语还算不错，都说我“英语发音比普通话还好”。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想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然后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道，但只要你绝对想完成一件事，它就会实现。
新京报：就是说这个录音机为你打开了通往英语世界的窗户，英语为你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户，让你以后有一系列出国留学的机会？
高福：我出国读博士。通过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公派出国留学机会。我很感谢当时的领导和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机会呢？
当时去英语国家留学，需要参加英语水平考试（EPT）。连续考了三次，最后一次远远超过了政府出国留学的标准。后来还考了托福和雅思，成绩也不错，雅思8分高福谈未来疫情防控，可以申请英国所有大学。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左边的口袋里有公派出国留学的英语成绩；在我右边的口袋里，我有托福和雅思成绩。无论我去英国还是美国，我都不会因为英语而‘卡’。”
现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说：“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我刚刚提到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年轻人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他们自己。当机会来临时，你可以做到。给你加的东西多了，就不怕辛苦了，还能再做。如此一来，你就会不断超越预期，超越自我，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新京报：你们家共有博士9人，硕士2人，院士1人。能分享一下你的教育方法吗？
高福：因为我爸我妈没上过学，没有机会读书，所以他们鼓励全家人读书。尽管经济条件艰苦，但六个孩子上学时，无论男女，“少了一个”。家长们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鼓励大家学习的氛围。我现在见到亲戚、朋友、学生，总是问：“你读过书吗？”，“你读过重要的学术文献吗？”
大学时代的高福院士（右二），受访者提供。
高福院士的大学时代，受访者提供。
埃博拉与新冠疫情的“逆行”：别人以为我在受苦，其实我在享受
新京报：您曾就读于牛津和哈佛，后来在牛津大学担任讲师和博士生导师。为什么会毅然选择回国发展？
高福：当时是全球化最活跃的时代，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等各种关系紧密结合。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研究地点不重要。
当然，当时中国也最需要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研究，这正是我的专业。而且，SARS和禽流感都发生在中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基地。同时，我也考虑到家庭和父母的原因，所以我决定在非典的第二年（2004年）回国。
回国后，党和国家赋予我重任。我也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科学的、技术的，还有更综合的管理方面的事情。对我来说，回国工作比留在国外更好。
新京报：都说医生是“最美逆行者”。你研究新的和突发的流行病，尤其是埃博拉病毒和新冠流行病。你在最前沿。你遇到过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况是什么？如何克服呢？
高福：大家都问你在西非是怎么抗击埃博拉病毒的？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我在传染病和实验室工作。那时，我需要一个懂实验室的领导，这就是我的工作。更何况我研究的是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出现什么样的病毒对我来说很正常。有时我们在实验室做研究，有时我们去野外做研究。比如我2020年1月上旬去武汉追查新冠病毒的源头，应该做这些工作。
从这点来说，这就是我选择的职业，而且真的很辛苦的时候会有同学来帮助我，这比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好多了。真正吃苦耐劳的是基层的一线战友，包括所谓的“大白”，要长期穿着防护服。但是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这个职业，那肯定是热爱这个职业的。我们都在做我们的工作。
但我希望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工作。一旦你喜欢这份工作，当别人认为它是苦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享受它。我研究病毒，去前线看看病毒是怎么回事；我研究疫情防控，去一线看看能不能防，怎么防。这也是一种享受。
人的一生，得到什么并不重要。以前工资可以看厚薄，现在可能是银行卡里的一个数字。而住在大房子里，如果不是自己享受，根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我喜欢把问题想得更简单一点，但我过得“快乐”的生活很好。
新京报：对于工作，一定要冲在第一线，但对于个人来说，新发突发传染病是更多未知的风险。你或你的家人害怕过吗？
高福：没有人从事我们的专业（恐惧）。首先，因为我们知道如何防守。我也借此机会呼吁大家赶快打疫苗。全球真实数据告诉我们，疫苗在预防重病和死亡方面非常有效。当然，它可以防止感染、传播和疾病。现在有些疫苗都是打折的。
其次，当你享受一份工作时，你不会认为它有危险。我研究新发和突发传染病。我很喜欢这个专业，所以当病毒来的时候，我很感兴趣。我想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不要去想所谓的“危险”。. 再退一万步，人有生有死。当你享受每一天，每一个过程，不把结果看得那么重要，你就会无所畏惧。
新京报：以你的名义发表的SCI文章有500多篇，这在这个相对浮躁的当代是非常难得的。您是如何静下心来专心做科研的？
高福：不能用SCI论文数、院士头衔来定义科学研究。“脑子里有没有知识”才是最重要的。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也有过想不起来早期学过的东西的时候，但是经过调整，逐渐走到了这个地步。
有人说，我们科研人员发表的很多文章被后来者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在发表论文和发表观点时被假象蒙蔽了。事实上，在“科学求异”中，大部分的实验或结果都是有偏差和错误的，这就需要科研工作者有科学的悟性——去伪存真的能力，舍弃的能力。
如果科研人员经过反复实验推翻了谬误，就是做出了贡献；如果他们无意中发表了错误的研究结果，他们可以得到原谅，这是科学发现的必由之路；但如果你不愿意放弃错误的结果，故意发布，也是一种学术造假。因此，科研工作者不仅要解决“卡脖子”问题，更要解决“卡脑”问题，及时拨开头脑中的迷雾（Brain Fog）。
事实上，每个人的集体行为塑造了社会环境。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自己不要浮躁，社会上浮躁的现象就会消失。我们每个人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学会自律，同时学会辨别真假，拨开心中的迷雾。
如何打好新冠防控“持久战”：接种疫苗、配合防疫、防信息“流行”
新京报：您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新冠病毒每个月都会有几个基地发生变化，相对于它最初拥有的3万多个基地来说是比较少的，但是从武汉爆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两年来，以前研究过的疫苗在预防不断变化的病毒方面是否效果较差？
高福：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尺”。在开发疫苗的过程中，病毒会发生变化。病毒与人类的关系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理论上，猫可以杀死老鼠，但实际上并没有。人类曾经消灭过病毒吗？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病毒和牛瘟病毒；但也有比人类更厉害的病毒，如艾滋病病毒、肺结核病毒等没有被消灭，每天都在“骚扰”着我们；人类也有控制良好的病毒，如乙肝、小儿麻痹症。
说回新冠病毒，现在来了，我们当初研究的疫苗在预防感染和传播上确实打了折扣，但还是有用的，大家先打起来。现在全世界的科研机构都在加紧研究，思考这个病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但是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无法解答。
记得2019年有记者问我：“SARS会不会发生？” 我说，病毒无处不在，随时都会出现类似SARS的东西，但不会出现“SARS事件”。“SARS事件”是说病毒出现三个月了，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但新冠病毒出现一周之内，就已经清楚认识了，有了科学武器。
历史上，我们只知道人类战胜了几次瘟疫，而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新冠病毒长什么样，有哪些变异。今天，我们的防疫策略在动态调整，全局（防疫策略）也在动态调整，因为我们还在了解病毒的路上，还在总结经验和思考，最终我们会执行我们自己的防疫策略。调整。
新京报：在您看来，从2019年底到现在，我国防控策略发生了怎样的动态变化？
高福：我国这两年的总体战略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2020年4月8日，武汉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到5月初出现多例阳性病例。从那以后，中国就没有新冠病毒了，一直都是从国外输入的，比如飞机、陆路口岸。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没有局部，就一定要打压外部的——动态出清，社会出清，我们今天还是坚持这个原则，我们还在思考，也在逐步调整。今天的防疫政策与当时武汉的防疫政策不同，大家的心态也不像2020年初那么压抑。
面对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有三层解决方案。第一层是基于科学的，我们要继续从科学中寻求答案。第二个层次，公众了解、公众参与、公众基础很重要。如果公众不理解，将采取许多额外措施。第三个层次，强行政政策，我们国家的强行政决策赢了两年。
这两年来，公众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药品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包括中药，一些进口的西药，还有我们自己的西药，都在排队研究；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疫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所以有了这个策略，让我们争取时间。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疫苗，关键是我们能否继续战斗。还是趁着这个机会，我要强调一下，重点人群和老年人要尽快接种疫苗，因为老年人是最易感人群。全球真实世界的数据告诉我们，重症和死亡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而且集中在未免疫的老年人群中，这不是实验室数据。
新京报：您刚才用“持久战”评价新冠疫情防控。经过两年多的防控，很多人可能累了。个人和国家应该如何为这场“持久战”做准备？
高福：第一，尽早打疫苗和打加强针。二是依托各项防控措施，合力防控疫情。三是不信谣、不传谣。每个人都要提高辨别信息的能力，防止信息“流行病”的蔓延。
新京报：有很多读者想请教。我们已经接受了加强注射。我们需要第四次或第五次注射吗？
高福：因为人类是第一次遇到新冠病毒，所以大家一开始就判断，打两三针，抗体就会持续很长时间。现在看来，抗体衰减得很快。你想打第四针还是第五针？，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比如流感，我们每年都要打疫苗。人类虽然努力了，但还没有接种广谱流感疫苗。现在，我们希望研制出一种广谱的新冠疫苗，但目前还没有，所以给研究人员一些时间。
高福给青年学生的亲笔寄语。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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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1961年生于山西应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理科，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的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和宿主细胞免疫研究、公共卫生政策和全球卫生战略研究。
1983年、1986年、1995年先后获得山西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原北京农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In 2013, he was as an of the of , and was as a of the of , a of the of , and an of the of .
新京报记者白金磊编辑陈莉校对刘宝庆
